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了第一批优质用户和应用场

  本文节选自《财经智库》最新发布的报告《迈向数字经济的杭州金融科技》。杭州是金融科技产业高地,致力于打造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和“数字经济第一城”,拥有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恒生电子、海康威视、新华三等著名金融科技企业,凭借丰富的金融科技体验、良好的数字经济基础和浓郁的创新创业氛围,发展成为中国著名的金融科技城市。基于杭州金融科技发展现状,《财经智库》成立了课题组,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为课题组组长,对杭州展开了高密度调研,走访了五十多家企业和协会,召开了多次内部研讨会,并撰写出《迈向数字经济的杭州金融科技》研究报告。报告详细分析了杭州的先行经验和未来挑战,亦为全国各地发展金融科技提供了重要参考。

  杭州依托数字经济、完善的金融体系、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发展移动支付、大数据征信、智能投顾、金融云、数据金融、互联网交易平台、区块链金融、智能证券等新金融业态,将金融科技从效率驱动升级到效能驱动的新经济新动能;注重宏观政策扶持,优化产业布局,应用创新与平台构建双轮驱动的国际金融科技中心正在建成

  在传统金融领域,区别于北京、上海、深圳云集绝大多数金融总部或证券交易所,杭州几乎没有任何传统金融资源的要素优势,但近年来杭州依托较为发达的数字经济、完善的金融体系、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发展移动支付、大数据征信、智能投顾、金融云、数据金融、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区块链金融、智能证券、智能基金等新金融业态,将金融科技从效率驱动批量获客的营销工具升级到效能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经济新动能。与此同时,杭州注重宏观政策对金融科技的扶持力度,积极优化产业布局和区域协同、全球连接,构建包容审慎监管体系,社会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社会智库积极参与,普惠型应用创新与赋能型平台构建双轮驱动的国际金融科技中心正在建成。

  据统计,2018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3320亿元,增长15%左右,占全市GDP的24.59%,增速超过浙江省、杭州市GDP增速的2倍,在全省数字经济的比重超过1/2,其中金融科技贡献功不可没。

  而据相关第三方调查数据,2016年以来,杭州金融综合竞争力列全国所有城市第五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列全国所有城市第一位,2018年杭州人才净流入率(13.6%)居全国第一,金融科技与北京、旧金山、上海、伦敦、纽约、深圳等城市并列世界第一梯队,被媒体誉为“移动支付之城”“无现金城市”“最智慧城市”。与此同时,一批金融科技龙头企业、高成长性独角兽企业在杭州孕育发展,如蚂蚁金服在金融科技全球百强榜排名第一,恒生电子在保险、基金、银行、证券等IT服务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

  传统科技企业只是按照客户“命题作文”要求提供应用开发、网络维护等信息系统工程服务,而杭州金融科技发力在应用创新和平台构建两个方面,尤其是平台金融科技构建成为杭州的特色与亮点。

  其一,围绕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科技带来的广泛用户应用需求,在支付、信贷、理财、征信、风控等金融业态、业务、产品、服务实现互联网化和高效便捷体验,以技术普惠优势迅速在C端做大业务规模和应用场景。作为新金融市场主体,与传统金融机构展开市场竞争,助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其二,传统金融主要服务20%的头部客户,如大中型企业、高净值人群等,而剩余80%长尾客户(小微企业、普通公众)基本很难得到有效服务,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服务效率效能低,始终是金融难以普惠的难题。杭州金融科技企业则通过传统金融机构过去关注和服务较少的长尾客户突围,更加尊重、满足长尾客户需求,使得金融科技企业与长尾客户形成共生共促关系,有利于其从平台金融科技向更高阶的生态金融科技升级。

  其三,结合金融科技企业自身不同业务板块做大做强和协作共进多元化发展,并结合产业链融合整合需求,将金融科技赋能B端和服务于跨行业、跨区域的“金融科技+平台金融”构建,形成规模化和高价值(高估值)的平台经济体系。

  客观地说,目前杭州已基本形成层次丰富、协同互补的“一超多强+小微企业群”全金融科技产业链。第一梯队是蚂蚁金服为代表的全球一流金融科技企业;第二梯队是高成长性、高估值(市值)、高活跃度的大中型金融科技企业,其中不乏上市公司、细分领域领军企业和隐形冠军,如恒生电子、新华三、海康威视、信雅达、51信用卡、PingPong金融、安恒信息等;第三梯队是众多小微高成长性金融科技企业。

  另外,杭州不少金融科技企业创始人、高管团队、核心技术团队来自阿里系、浙大系、海归系、浙商系等“新四军”,背景渊源深,人脉互通性强,使得杭州金融科技企业之间业务合作、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等合纵连横不断产业,促进了资金、项目、人才、政策等高端要素资源融合集聚,创业创新的“星星之火”呈现“燎原之势”。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化大协作和社会分工更加细化精准,并在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的双轮驱动下,金字塔型、大象型传统金融机构越来越感受到平台型、扁平化、创新型、科技型新金融企业的竞争冲击,而固定资产规模和全职员工数量不再是评价企业竞争力和社会贡献能力的唯一标准,平台构建成为杭州一批金融科技头部企业商业模式和技术开发应用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应该说,平台经济并不是一种完全崭新的商业模式。早年经常提到的中介公司所扮演的就是平台型企业角色,西方最早可溯源到古希腊集市,中国则更早,要追溯到夏商周货币开始广泛使用时期。但长期以来,由于技术水平有限,传统平台型企业业务活动容易遭遇地域、时间等限制,而借助互联网,人们就能够突破沟通交流合作的空间限制,数字支付技术和现代物流服务又给人们在金融交易和货物交易等方面带来极大的便利,各种平台由此迅速建立并不断扩张。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最大的100家企业有60家大部分收入来自平台类业务。国外的谷歌、苹果、脸谱和国内的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等受到广泛瞩目的龙头企业都属于典型平台型企业。

  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实现了年交易量5万亿、5亿活跃用户、1000万家淘宝店主和天猫商家等的庞大业务和数据规模。电子商务等消费服务带来的支付、征信、贷款等金融服务需求,以及经营用户资源、流量资源对其他金融服务带来的营销效应,使得阿里巴巴成为一家平台金融科技巨无霸企业。

  阿里巴巴发起设立的金融科技集团蚂蚁金服,不仅拥有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金融科技的全球最大规模场景及其应用,也为平台上的合作金融机构提供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输出服务,即金融科技赋能。同时,蚂蚁金服及其关联企业也拥有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银行、互联网保险、基金等金融牌照,也可以认为蚂蚁金服是一家混业经营的平台金融科技集团。

  更进一步分析,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等新经济领域打造的“大平台+小企业+创业者+消费者”自由连接体与利益共同体的“巨平台+海量市场末端”商业模式,成功输出到蚂蚁金服,并凭借用户和业务体量、C端成熟模式和先发优势,短短数年蚂蚁金服便成长为全球估值最高、现阶段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金融科技超级巨头。2018年6月,蚂蚁金服完成140亿美元融资,创下全球最大单笔融资规模纪录,彼时其估值超过15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阿里巴巴、腾讯的国内第三大互联网公司。

  蚂蚁金服通过阿里生态体系内外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围绕用户生活服务完成了从支付到平台金融科技的“云-管-端”蜕变和完整布局,可以说,一家企业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如最早作为淘宝交易第三方担保,解决双方交易信任问题的支付宝,发展至今已成为全球领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截止2018年11月,全球支付宝用户突破 10 亿,月活跃用户超过 6.5 亿,多年保持 50% 以上高速增长。通过持续投入资源布局线上线下场景,支付宝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日常生活综合金融服务,并为其他金融服务带来流量入口和数据来源。

  蚂蚁金服自2013年推出余额宝以来,满足“理财小白用户”在支付宝余额账户的增值需求,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满足了小白用户对资产配置多元化的需求,成长为全球最大货币市场基金。截至2018年底,余额宝平台共有14只货币基金,管理资产规模1.1万亿元,用户数突破6亿。

  与此同时,蚂蚁金服利用阿里巴巴的数据、场景和流量,其小额信贷专注于传统金融机构较难批量获客的中小微企业,为他们精准征信,由芝麻信用提供高黏度的“芝麻分”,并据此提供针对性金融服务。截止2017年末,蚂蚁金服贷款规模超过万亿元,贷款用户过亿,服务小微企业超过260万户。在C端,蚂蚁金服提供花呗、借呗等消费贷和现金贷服务,2017年花呗、借呗为蚂蚁金服贡献利润超过80亿元,成为最赚钱的消费金融平台。在B端,蚂蚁金服则提供网商贷、旺农贷等小微贷款等。目前,蚂蚁金服正在成长为一家全球化金融科技平台型公司,即采取平台化商业模式,类似于金融业的天猫,构建蚂蚁金服+新金融新经济生态圈。

  其一,面向合作金融机构开放可靠、可持续、稳定、安全的数据、技术、服务,帮助其批量获客、交叉营销、提升风控、增加收入、降低成本,共同创造增量蛋糕,分享增量价值。以基金超市和保险超市为例,2018年余额宝平台合作超过100家基金公司的2600多只基金,累计服务财富管理用户3.3亿,不少入驻基金公司实现了基金持有人数、交易规模大幅增长。蚂蚁保险服务平台和78家保险机构合作,上线多款保险产品,日均保单量已超2100万单,保险服务年活跃用户3.92亿人。在此过程中,蚂蚁金服通过收取技术咨询服务费等方式获利。

  其二,通过技术和商业更好结合、技术引领商业、技术引领未来三个维度,蚂蚁金服战略布局“BASIC”尖端科技,即区块链、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和云计算,构成了技术创新、技术开放和科技赋能的基石。

  围绕主业或技术创新构筑竞争优势和平台机制已在杭州很多金融科技企业中形成。如恒生电子是国内老牌金融软件开发商,多年来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保持在40%以上,且一贯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不作资本化处理。通过持续高研发带来较大产品优势和市场集中度,恒生电子建立了广覆盖的金融IT服务生态圈。为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智能化、数字化机遇和挑战,恒生电子提出“Move Online”(产品云端化)、“Live Online”(全球金融科技应用一站式平台)、“Think Online”(拓展新技术机会)、“Hundsun Online”(改善客户服务和员工持股计划)。

  与恒生电子类似,浙大网新、信雅达等杭州软件头部企业都在对标IBM、埃森哲等全球高端科技龙头企业,利用金融科技“技术洞见,扎根行业”,将以往的基础技术服务逐步升级到业务咨询、解决方案供应商(总集成商)、新技术战略投资者。

  而网易金融则类似于集团财务公司,主要为网易平台内的游戏、电商、邮箱等用户提供支付、小贷等互联网金融服务。2018年上线的网易星球通过区块链加密存储技术帮助用户构建专属数字身份(数据护照)。数据护照记录用户在网易系的电商、金融、游戏、娱乐、健康等五大应用场景产生的行为数据,并实时上链,数据维度和累积越丰富,获得的数字权益也就越高。用户可以将数据授权给数据商业化应用方(如网易等商业机构)来获得价值,实现让数据产生者成为数据所有者、支配者和收益者。

  同花顺是国内第一家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行业上市公司,践行“金融科技让投资变得更简单”价值理念,应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整合与资本市场密切相关的信息资源,开发网上行情交易系统、金融数据终端等软硬件,为(投资者)用户提供精准集成的股票、债券、期货、基金、宏观行业、新闻研报、产权交易、行情、分析工具等综合性金融信息服务。

  铜板街的商业逻辑是打造AI(人工智能)赋能的智能金融服务平台,即业务匹配与撮合、客户偏好分析与全生命周期管理、征信风控、业绩跟踪与评估等互联网金融“一键服务”。而背后的技术逻辑是以客户为中心积累高性能、高可用、高并发大数据体系,将AI应用覆盖安全、风控、客户画像、交易撮合、客服等全业务场景,提升作业效率、客户体验和竞争优势。与铜板街的商业逻辑、技术逻辑类似,挖财也逐渐从记账理财平台转型为专业综合理财信息服务平台。

  51信用卡从信用卡在线管理第三方服务转型构筑互联网金融生态体系,囊括了用户账单管理、投资、信贷等金融第三方服务以及资产、流量、技术等平台服务,并开始向银行等合作金融机构输出解决方案和数据资源,延伸到信用经济生态。

  金融科技赋能传统金融机构也值得关注。浙商银行鲜明打出了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的“金融科技银行”战略,推出了应收款链、池化融资平台和易企银平台,提升客户流动性服务能力,筑牢竞争优势。在人员和软硬件配置上,浙商银行设置首席信息官一职,整合信息科技部、互联网金融部等金融科技相关部门,建设总行金融科技总部基地,全职人员达到数百人,并根据业务需要在总部基地聚集了一批专门为浙商银行服务的金融科技创新企业,相当于一家大型金融科技企业的人员配置和业务体量。

  杭州一批金融科技企业在移动支付、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网络数据服务、人工智能、金融云等细分领域聚焦普惠应用型创新,为用户提供高效便捷优质服务、创造更大价值即市场竞争力。

  例如,支付宝和财付通(微信支付)一度占据了93%的C端第三方支付市场份额,不过整体支付市场规模仍在迅速增长,市场机会还在,一边是火焰,一边是蓝海,深耕B端弯道取直成为连连支付、PingPong金融等第三方支付企业的战略选择。连连支付在房产、汽车、零售、消费、电商等20多个垂直领域进行了B端深度布局,整体用户规模近3亿。PingPong是境外牌照资质最齐全、接入跨境电商平台最多的中国跨境收款企业,为用户提供全球支付、全球现金管理、跨境交易汇率风险管理等收款和相关技术服务,2018年业务触达43个国家地区,日交易峰值突破1亿美金,年GMV(成交总额)达到100亿美金,服务25万家中国企业。

  杭州银行2018年制定了金融科技三年发展规划,与腾讯、阿里云、华为等技术公司加强合作,并与阿里云、杭州城市大数据运营公司联合成立全国首家城商行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将分布式架构、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实践到零售金融产品服务,主动应对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等竞争挑战。

  商汤科技是全球估值最高的AI(人工智能)公司,基于自主研发的深度机器学习平台,向合作机构输出成像处理、感知、识别等全套人工智能视觉技术。以商汤科技与东亚银行的合作为例,东亚银行在身份识别与验证、影像识别、智能风控、精准营销等多个领域应用商汤科技AI技术,以提升用户体验和推动智慧银行建设。与商汤科技商业模式类似,泰一指尚聚焦在大数据能力输出,通过多维度聚合和分析互联网精准数据,帮助金融机构实现大数据全网整合营销。

  监管科技旨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提升金融监管效率和降低从业机构合规成本。在杭州数字经济、金融科技领跑发展和包容性审慎监管推动下,一批满足应用场景,能够解决高并发风险问题的监管科技企业迅速发展,成为信息安全产业的新亮点。

  如安恒信息抓住平台化、数据化、服务化的主流技术创新和市场发展方向,在云安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个网络安全技术方面超前布局,推出天池云安全、天鉴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防护、Ailpha大数据、网络安全综合保险、风险型经济犯罪互联网监测研判平台等产品服务,被业界誉为“网络世界的安全镖局”。

  与此同时,互联网欺诈已呈现专业化、产业化态势,反欺诈成为金融机构必选项,并且事后风控向事前预判、事中实时监控迁移成为趋势。邦盛科技较早专注于“热数据价值最大化”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形成了实时反欺诈、实时授信、机器学习、机器防御、数据服务、反洗钱、设备指纹等全流程金融实时风险控制与反欺诈产品线,可实现海量用户动态评级和实时评级,来快速应对复杂多变的欺诈行为。另外,同盾科技、政安信息、有盾科技、安存科技、浙江大华等一批技术公司在反欺诈若干细分领域也有创新突破和不错业绩。

  智能硬件指通过将硬件和软件相结合对传统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硬件具备连接能力,实现互联网服务加载,形成“云+端”物联网架构。杭州制造业拥有传统优势,加之互联网技术对制造业全方位渗透改造和“机器换人”等系列政策推动,杭州智造在金融科技智能硬件领域形成了叠加发展效应。

  例如,从2011年开始,新华三与建设银行开启了金融科技领域合作历程。合作之初,新华三为建设银行新一代核心系统提供IT基础设施咨询、设计、实施、售后运维服务。到了2018年建设银行发布金融科技战略TOP+后,新华三除了提供近万台H3C品牌服务器外,还为建设银行提供公有云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大数据区、数据库资源池、互联网金融资源池、新一代应用资源池、人工智能资源池等技术解决方案。

  海康威视从单一出售领先安防设备转型升级到提供以视频为核心的一揽子高附加值物联网解决方案,比如海康威视为银行提供了网点安防、金库异地守库、办公大楼安防、监控中心、网络运维等安防+解决方案。而嘉楠耘智、亿邦国际(亿邦通信)是全球两大区块链矿机研发制造巨头。嘉楠耘智还率先推出7nm芯片,在超算、图像识别、语音交互等智能芯片拥有系统级硬件和相关软件系统的设计能力。

  迄今,杭州一批企业在面向区块链等大规模开发应用总体处于起步阶段的金融科技领域,正积极探索和抢占未来的话语权。杭州的区块链专利数年来名列中国第一、其中蚂蚁金服占据了全球区块链专利排行榜前五席位。公信宝、趣链科技、中钞区块链、复杂美、秘猿科技等初创企业均以技术创新驱动高估值发展为特色。

  公信链是杭州存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公信宝)开发的底层公有链,旨在提供企业间、个人间、企业与个人之间的数据管理、共享、交易和交换服务,在赛迪研究院2019年3月发布的第11期赛迪全球公有链技术评估指数排名第八。

  趣链科技通过自主研发的多中心联盟链底层平台“Hyperchain”,为金融机构提供数字票据、资产证券化、应收账款、电子存证、数据交易、股权、债券、供应链金融等区块链金融解决方案。

  中钞区块链技术研究院是央行体系内较早研究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团队,在数字票据、智能合约、身份验证等细分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010年5月,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明确了杭州建设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定位,2017年12月杭州提出打造国际金融科技中心,2018年10月杭州提出“聚焦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全力建设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和全国新金融创新中心”的新目标,2018年11月杭州提出将国际金融科技中心作为打造国际影响力的钱塘江金融港湾三大中心任务之一。

  钱塘自古繁华,经济繁荣活跃、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优越、创新创业氛围浓厚一直是杭州引领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基于领跑策略、全球格局,近年来杭州出台了一系列培育扶持金融科技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即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设立专项资金,在企业落户、人才吸引、科研创新等方面予以支持。针对部分行业龙头企业和技术领先企业发展需求,杭州相关政府部门还实行“一企一策”、领导督办,推动快出成果、多出成果、早上台阶。

  多年来,杭州的利好政策延续了高规格、高密度、高标准、高要求、高融合的“五高”特点,体现出通过超前谋划和布局,构建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双强型金融科技综合服务体系,吸引了更多金融科技机构和人才的集聚,高起点打造全金融科技优势企业集群,高效助力传统金融机构科技革新,形成了杭州金融科技独特的核心优势,推动金融科技与其他行业融合赋能。

  从政务环境看,近年来杭州持续深化“最多跑一次”“亩均论英雄”等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务实的产业发展政策,完善企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优质高效领域集中,努力为企业家和投资者创造更优环境和提供更好服务,转变政府职能和建设服务型、效能型政府等全面深化改革效能的措施,为培育金融科技等新动能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围绕加快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数字经济第一城、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杭州金融科技企业集聚形成了三类布局。同时,特色小镇模式也强化了专业化、集聚化、细分化的特色,使得公共政策靶向性更精准,更有利于促进某个领域上下游企业快速发展和交流合作。

  与传统科创企业类似,在优惠政策、成熟公共服务、技术人才集中等营商环境吸引下,一批杭州高科技企业向城西科创大走廊、城东智造大走廊、高新园区、经济开发区、科技城、创客基地集聚,这些企业也将金融作为科技开发和成果应用的重要场景,呈现技术跨行业应用与集成的特点。

  如高新区(滨江)集聚了阿里巴巴、网易、杭州华为、新华三、恒生电子、信雅达、网盛科技、连连支付、PingPong、川山甲等几十家金融科技企业。2018年,高新区(滨江)规划打造金融科技小镇,目标到2020年,集聚金融科技企业超过100家,培育五家主营业务收入超10亿元的骨干企业,一家主营业务收入超50亿元的龙头企业,金融科技营业规模超过200亿元,成为杭州打造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的技术策源地、服务输出地、创新引领区,到2025年计划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创新创业集聚区。

  杭州金融业态体系层次完善,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了第一批优质用户和应用场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金融企业身边发展,缩短了物理空间,有利于获取用户和高效提供服务,一批金融科技企业落户金融企业周边。

  如浙商银行鉴于金融科技企业员工绩效工资弹性大,与银行的员工薪酬体系不匹配,采取项目制和平台经济模式,在总行科技大楼(总部基地)聚合了趣链等一批技术开发企业,并与阿里云、腾讯、华为等科技企业战略合作。由此,浙商银行金融科技的技术人员专兼职达到1000人以上,具备了较强的、由浙商银行主导的金融科技应用创新能力。与浙商银行类似,杭州银行、浙商证券等当地金融机构也聚合了一批科技创新企业,专门或者重点为该金融机构提供持续的技术服务。

  把握金融业沿江布局、拥江发展趋势,杭州围绕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正全力打造金融资源集聚发展带,形成新金融产业和新金融市场发展相适应的“一湾、多镇、多点”的空间支撑体系,为杭州金融科技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承载平台。

  按照相关政策规划,钱塘江金融港湾主规划区以杭州市为中心,包括钱塘江、富春江两岸沿江的区、县(市),形成城市CBD型态和小镇型态的“1+X”空间布局,其中,“1”即核心区,指江干区钱江新城和萧山区钱江世纪城,“X”即一系列各具特色的金融小镇(集聚区)。如西溪谷互联网金融小镇确立了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创业风险投资三大核心业态,截止2018年末,集聚了支付宝、网商银行、网金社、芝麻信用、浙商创投、赛伯乐、蘑菇街等190多家金融科技企业。

  云栖小镇作为云计算中心,构建了云计算大数据、卫星云、物联网芯片、智能硬件等四大产业生态,聚集了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校区、云栖工程院、西湖大学(我国第一所社会力量创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等拥有一流科学家的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涉云企业700多家和全国近70%云计算大数据产业顶尖人才,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和影响力巨大的科技创新成果在小镇脱颖而出,2018年实现涉云产值220亿元,利税超过11亿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云产业生态。

  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海康威视、恒生电子、浙商银行、信雅达、杭州银行等龙头企业基于完善场景、技术布局,巩固行业优势等策略,对外投资与上下游整合力度较大。同时,这些龙头企业也能为所投资的初创企业直接带来业务外包、协同开发等巨大市场需求,支持初创企业迅速从融资开发起步期进入产出运营阶段,一批金融科技初创企业进而围绕龙头企业集聚。

  例如,蚂蚁金服并不满足于在阿里系“近亲繁殖”,而是通过极速投资版图扩张来完善产业、场景、技术等优化布局,2013年到2018年的对外投资达122起,投资企业112家,涵盖金融、零售、出行、旅游、企业服务、人工智能、生活服务、电子商务、文化娱乐、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农业、房产、区块链、环保等宽领域。

  作为浙江首家上市软件企业,信雅达在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保理和特殊资产交易等互联网金融领域,以及金融科技原创技术领域的投资动作频频,目的是通过投资整合“一步到位”,加速从金融软件公司转型升级为“咨询+软件+硬件+服务+云”的金融科技服务商。

  在金融强监管、严监管的大环境下,杭州监管部门一方面严控非持牌互联网机构的金融风险,落实其金融业持牌经营,另一方面也对金融科技应用创新予以一定容忍空间,支持风险整体可控的先行先试。同时,杭州加大监管科技发展应用,推动行政监管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行业监督、社会监督的现代监管治理体系转变。

  目前,包容性审慎监管促进了杭州金融科技合规领跑发展,像移动支付、大数据征信、金融云、智能投顾等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场景、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在杭州首发、首用,并以杭州经验、杭州标准推广到其他地区,也为后续监管提供了充分的实践经验和依据。而上述领域并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监管与发展实现了正向互促关系。

  例如,杭州互联网法院经过试点改革和科技赋能,探索形成“六平台三模式一体系”的互联网法院建设的杭州样本,并高效处理了一批金融领域纠纷、侵权事件。“六平台”指网上诉讼平台、在线调解平台、电子证据平台、电子送达平台、在线执行平台以及审判大数据平台,形成互联网司法统一大平台,让打官司“一次都不用跑”。“三模式”指突破时空限制和自然人法官裁判的身份限制,形成在线审理、异步审理和智能审理三种模式,将线下法庭搬到线上。“一体系”指以规范互联网司法程序为目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创建全覆盖的网上诉讼规则体系。

  2018年杭州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监测平台上线,该平台以全网动态巡查互联网金融平台为出发点,持续监测互联网金融风险,为实时穿透监管提供依据,有望成为“互联网金融监管大脑”。

  在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的现代金融科技治理体系中,杭州着重发展智库和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促进企业、社会组织、智库、政府部门、公众之间的良好互动。

  杭州成立了市级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人才协会、区块链技术与应用联合会、云计算与大数据协会、数据资源开发协会、电子商务协会、移动互联网技术学会、网络安全协会、物联网行业协会等金融科技相关社会组织,区、街道、社区也成立了若干相关社会组织,吸纳了一大批金融科技企业参与。

  这些社会组织在资源动员、服务提供、活动实施、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专业化服务能力,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并协助政府制定实施政策规划、监管制度、行规行约、行业标准,协调和监督企业经营行为,维护行业信誉,为企业提供资格审查、资格认证、质量检验、行业调查、人才培训、会议展览等公共服务。

  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杭州师范大学、西湖大学、之江实验室、云栖工程院、阿里研究院、阿里巴巴达摩院、阿里罗汉堂、恒生研究院等一大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杭州金融科技发展发挥着咨政建言、理论探索、技术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如之江实验室由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共同举办,以平台项目为纽带,引进了十几位以图灵奖获得者、国内外院士领衔的首席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以及200余人的双聘和流动科研力量。通过大项目驱动、大团队作战、不唯论文、不唯帽子、专注科研、专注前沿的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俨然成为浙江创新的耀眼明珠。

  阿里巴巴达摩院致力于探索科技未知领域,开展基础科学和创新性技术研究,目标和格局不再单单是某个企业的内设研究部门。在金融科技领域,达摩院重点是致力于提升金融领域的连接、信任、安全和便捷,提升金融预测和决策能力,重塑可持续普惠金融服务,用创新技术解决未来问题,为全世界带来更多平等机会。

  其一,通过技术应用创新和平台、生态构建,为公司、部门、业务、产品、合作伙伴、用户、从业者、投资者赋能,这已成为杭州金融科技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例如,支付宝实现了惠民便民的支付体验,“无现金社会”带来了蚂蚁金服迅速成长。获客、征信、审批、风控等消费金融在线化、智能化,提高了金融机构效率效能,让长尾用户能够低成本、平等获得金融服务,一批杭州金融科技企业从中获得相应技术服务收入。

  其二,通过一系列会议展览和媒体传播,将杭州机会与更多创业者、投资者、从业者分享,也将杭州经验与其他国家地区、城市进行交流、对标和借鉴,打造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品牌形象,为杭州金融科技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舆论环境,促进跨行业、跨区域合作协作。例如,“西湖-日内瓦湖”金融与科技创新论坛、Money20/20全球金融科技博览会、钱塘江论坛、杭州湾论坛、全球私募基金峰会、2018创新中国总决赛、中国金融科技创客大赛(杭州)总决赛等精彩纷呈的活动为杭州带来了全球金融科技上下游优质资源,发出了杭州声音,提升了杭州国际影响力。

  其三,通过杭州的试点探路开发应用,形成成熟技术和商业模式,进而向其他地区推广试点经验,或者在国内外广泛商业应用并成为高附加值大行业。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支付宝、芝麻信用、杭州互联网法院等。

  抢跑优势并不一定能够长期建立跑赢胜势,尤其是金融科技这一兼有创新驱动和监管敏感的领域,加之资源环境约束更趋强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区域产业和项目竞争愈发激烈,杭州金融科技发展面临“高端回流”“中低端分流”双向挤压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挑战,持续保持金融科技先发优势和领跑发展的压力陡增。

  1.普惠与效益约束。通过技术应用创新普惠长尾用户,杭州金融科技企业得以迅速做大用户规模、业务规模和公司市值(估值)。但不能忽视的是,除了蚂蚁金服、恒生电子、新华三、信雅达等少数头部企业、上市公司能够实现较强盈利能力,不少金融科技企业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只能依靠持续融资来建立维持技术优势和扩大业务规模。与其他科创企业一样,如果长期无法实现盈利,金融科技企业淘汰率同样会很高。

  2.合规与创新协调难度较大。金融科技监管核心是如何保障其“向善”或者“不作恶”,而现实中技术应用创新不可避免会触及政策法规盲区和市场伦理底线。杭州金融科技发展的挑战在于如何管控、防止利用金融科技损害社会诚信和公众利益、进行非法金融活动,如何发展应用合规科技、监管科技,这些均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3.城市与区域竞争。在竞争性地方政府机制下,金融科技被一些省市视为新经济增量,都在加大力度扶持和培育。在金融科技发展早期,政策优惠力度对于企业、创业者有较大吸引力,因而有可能使杭州一些金融科技企业循着优惠政策转场到其他地区。同时,由于优质企业数量有限,初创企业成长成熟周期较长、扶持风险较大,杭州一些特色小镇、园区也存在产业趋同、政策趋同、招商趋同的同质化竞争现象。

  4.高标准公共服务不足。不同于北上广深,多年来,按照国际大都市标准进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杭州金融科技近十年来超速发展,一大批高精尖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短期内集聚杭州创业就业,带来金融科技人才对住房、医疗、教育、文化等高标准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

  5.政府有效监管难度加大。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金融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下,风险监测管控难度加大,一些传统监管手段难以满足需要,加之杭州金融科技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政府监管往往滞后于技术创新应用。

  6.国际化急需提速。国际化是纽约、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的鲜明特点和重要指标。除了蚂蚁金服、恒生电子、连连支付、PingPong等少数金融科技企业在探索“走出去”,大部分杭州金融科技企业还是以服务本地、本国市场为主,海外科技巨头、金融巨头与杭州金融科技合作还不多。国际化程度不足,就无法全面分享全球市场、全球创新、全球机会的红利。

  7.警惕异化为排他性、掠夺性利益集团。平台金融科技在兼容并包、整合资源后,可能比传统金融机构在业务规模更大、市场边界更广、竞争力更强,其中核心企业受益最大。一些平台金融科技在迅速做大规模的过程中,核心企业基于上市公司、股东对效益指标的刚性要求,创始团队对更大规模、更大影响力的成就感痴迷,利用中心化技术、资本、资源不对称优势,占用、盗用平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资源(如用户大数据、长数据),野蛮收购与之存在竞争关系的中小科创企业,“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异化为“让我没有难做的生意”,反而形成封闭式平台闭环。这类平台金融科技模式在进入成熟市场经济体时,往往遭遇反垄断监管干预和市场排斥,无法解释清楚“中心化机制下如何做到技术向善和不作恶”。例如,一些欧美国家及其消费者对于来自中国的电商、互联网金融企业较为排斥,原因之一就是源于其对用户大数据的商业化收集、占用、处置和传播处于“灰色地带”。

  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杭州正处于后峰会前亚运的战略机遇期,建设国际金融科技中心不仅是探寻经济的新增量,更是抢占数字科技、数字经济、现代金融制高点、话语权,构建面向未来的大金融、大科技格局,为城市发展创造新机遇、培育新经济和新动能。

  杭州在国内较早提出建设国际科技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但是一些政策散布于各种,某些“政策抓手”存在对金融科技具体特点适应性不足的问题。例如,完全比照高新技术企业标准来对金融科技企业进行扶持,可能使得一些系统集成和技术应用为主、原始创新较少的服务型金融科技企业得不到及时扶持。

  杭州应把握金融科技的技术规律、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组建跨部门协同的金融科技管理服务机构,加快出台金融科技产业化应用、原始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集聚区建设、标准化建设、多渠道融资服务体系建设、企业协调服务、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等领域专项政策规划,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明确行业分类、统计口径、企业认定、资质认证、组织领导、精准扶持和有效监管。

  从信息时代到互联时代,再到如今的数字时代,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随着用户主权意识、平权意识、共享意识、分享意识深入人心,智能+、分布式、自组织成为人们利益新诉求和互联网+新常态。加强金融科技领域信用体系建设,鼓励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以及其他各类大数据公司合法合规开放和共享信用信息、数据资源,打造“城市金融(信用)大脑”。

  杭州金融科技头部企业必须从数字思想、数字能力、数字责任、数字伦理、数字权益、数字主权等方面来重构公平、效率、效能的共建共享共赢开放型生态金融科技新经济模式,用做强、做久的核心价值观代替盲目做大的投机式英雄主义。简而言之,用时间长度丈量事业高度。

  杭州要更加重视金融业务风险与技术风险叠加后产生的扩散效应,平衡行业发展与风险监管的关系,建立针对性、一致性和有效性相结合的金融科技监管原则、标准、监管工具等基本规则体系,建设多层次、全方位、跨部门、跨区域的监管治理体系。运用底线思维合力构筑好“三道防线”:一是做好风险源头控制,二是建立早期风险识别预警机制,三是将已暴露风险或风险事件的损失压至最低程度。以确保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助力提升现代金融治理水平。

  同时,大力发展监管科技,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建立金融科技统计监测和风险监测体系,持续、动态地跟踪金融科技发展、演进和风险变化。再则,探索产业沙盒、创新加速器等新型包容性监管和初创企业孵化培育方式:

  其一,金融科技头部企业可以不直接应用风险型技术和模式,也不用直接投资、收购处于种子期的企业和项目,而是建立产业沙盒先进行测试、验真、验证,其前期投入远小于冒进带来的投资和技术风险。初创企业也有动力,如果测试成功,可提升公司估值和融资话语权,即使与产业沙盒测试方谈崩,拿着测试结果找其他投资人的成功概率也会提升。另外,金融科技园区可以将产业沙盒这一公共服务作为政策扶持、财政奖补的实证依据。

  其二,金融科技头部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园区可以探索创新加速器机制,围绕重点业务拓展需求和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列出概念性开发验证项目,提供专项经费,公开透明选拔、筛选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入驻开发。对于验收通过的项目,创新加速器发起运营机构可以成为第一个客户,支持其产业化。

  加强应用导向型技术创新和面向未来前瞻性原始创新的分类扶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培育金融科技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把握5G带来的高带宽、高可靠低时延、海量物联等新浪潮新机遇,鼓励金融科技企业探索布局5G+新金融生态。

  建立金融科技市场主体升级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和长效化机制,健全企业发展跟踪联络机制、成长辅导机制和走访服务制度,推动金融科技企业向“高集强”升级。

  扶持打造一批应用场景丰富、技术领先、熟悉金融规律的金融科技龙头企业、小巨人企业、隐形冠军,避免数量指标驱动、盲目培育缺乏金融基本常识的小微企业和打着金融科技旗号的孵化器、创业园。培育发展一批专业化水平高、配套能力强、品质优势明显、主体活力强劲的成长型金融科技小微企业,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在新三板、浙江股权交易中心、科创板、上海票交所等金融市场上市挂牌,拓宽融资渠道。支持在杭州的金融机构设立金融科技事业部、金融科技子公司、金融科技研发应用中心等实体机构,有效推动杭州金融数字化转型。

  出台杭州金融科技科学布局专项政策,推动金融科技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向特色小镇、产业集聚街区和楼宇布局,实现政策扶持效能更大化,以及避免同质化布局浪费公共资源。

  有效治理“大城市病”,提升杭州对金融科技等新经济的承载力,推动杭州与宁波、绍兴、嘉兴、湖州、舟山等周边城市金融科技产业化优化布局、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和市场一体化进程,形成环杭州湾城市群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金融科技协同发展格局。

  2018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大力推动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建设,加之浙江省在“十三五”期间重点打造万亿级大金融产业,杭州要积极利用浙江发展战略的利好机遇,加强金融科技对省内其他城市赋能和辐射,引领推动浙江金融科技快速创新发展。

  2018年11月,习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地区协同迎来突破性全新发展期。杭州要加强与长三角地区城市在数据金融、金融云、移动支付、大数据征信等优势领域的联动协作,打造一批跨行业、跨区域布局的金融科技产业带,尤其要加强与上海联动发展、错位发展、协同发展,写出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共促发展的“双城记”。

  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新闻媒体、智库等政产学研机构要积极参与建立杭州金融科技国际交流网络,讲好金融科技杭州故事、杭州经验、杭州价值,争取于我有利的国际营商环境、舆论环境。

  支持金融科技企业“走出去”开展技术合作、业务合作、投融资、市场拓展等商业活动,鼓励全球知名金融科技企业落户杭州。推动杭州金融科技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场景服务,以及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产能合作、国际贸易、跨境电商、跨境商旅等国际经济合作提供金融互联互通服务,实现全球连接、全球产业、全球赋能。

  建立杭州与纽约、硅谷、旧金山、伦敦、新加坡、悉尼等全球金融中心、金融科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城市在金融科技领域交流合作机制,支持到国外金融科技发展领先地区设立办事机构、飞地孵化器和产业园、海外基地和引导基金。积极举办和参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科技相关展览会议,扩大杭州金融科技的国际朋友圈。建设一批国际化水准的金融科技高端智库。加强对全球金融科技领先城市的评估、对标和借鉴,常态发布杭州金融科技研究报告、金融科技第三方监测指数、国别金融监管政策汇编等智库成果,为监管部门、从业者、投资者、研究者、用户提供参考。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加速变革和演进,全球数字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杭州金融科技之所以顺势蓬勃发展,并向国际金融科技中心迈进,其经验和价值是:在杭州新旧动能转化、新旧产业融合的转型升级期,将金融科技作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践行普惠金融战略,通过金融科技应用创新和平台构建,有效降低金融的运营成本和准入门槛,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效能,尤其是实现长尾客户的信用可测量、资产化和数据化,让更多人能够平等享受金融服务和参与经济社会资源分配,以及用户、场景、交易规模化、细分化、平台化、生态化,金融科技也藉此成为新经济的明星产业。

  钱江滚滚,西湖浪漫,古往今来,杭州的商业奇迹一次次让世人瞩目。在新科技新经济的浪潮中,杭州新浙商勇立潮头,正在用金融科技的新商业奇迹建设数字经济第一城,促进杭州继续跨越发展、引领发展的迭代蝶变,让我们期待这座古老而又崭新的城市带来新的惊喜!

  (作者刘洋为中国区块链与产业金融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金融与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州大学金融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员;黎川、李冲为中国区块链与产业金融研究院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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